謝爾蓋·沙赫賴：數字法律科學——水到渠成的智能工具

——數字憲法理念的作者之一談論法律的數字轉型

謝爾蓋·沙赫賴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第一副校長，中俄法學比較研究中心主任

國際文傳電訊社/維亞切斯拉夫·捷列霍夫

翻譯：張湛

審校：楊心宇

謝爾蓋·沙赫賴 安東·諾沃德列日金拍攝/塔斯社

國際文傳電訊社，7月14日，莫斯科數字法律科學、數字法律這些術語正穩步走進法學家的生活。這意味著什么？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特派記者維亞切斯拉夫·捷列霍夫對話俄羅斯著名法學家、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第一副校長謝爾蓋·沙赫賴。他是數字憲法思想的提出者之一，也是法律數字化轉型的積極倡導者。在深圳的中俄合作大學，他正致力于將數字技術引入法律科學和教育。

這不是一種新型的現代法學家圖書館！

——什么是數字法律？什么是數字化的法律和法律著作？這是不是法律學者圖書館的現代形態？

——數字法律圖書館是一種重要的但早已走過的階段。這樣的系統早在1970年代末便以出現。

今天，我們談論的是所有法律活動領域的數字化，法律的所有不同形態與數字技術的結合。

眾所周知，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法律行業是一個專業性很強、利潤很高但又非常保守的領域。然而，近幾十年來，數字技術給這里帶來了一場真正的革命。還是在2020年，全球數字法律技術市場估計為186億美元。而到2025年的年均增長率將超過6%！

創新的技術解決辦法往往會改變法學家的工作方式，從而提高他們的效率。

——一個今天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杜馬的會期結束了。我感覺，在最后幾天，議員們是加速通過了新的法案。我希望，這是只因為法學家們特別認真地審查了新法案的所有條款，以至于拖延了期限。技術的引入會給他們帶來什么？

——數字技術通常有助于大幅縮短各類“合規性”審查的時限：法案規范是否與憲法規定相抵觸、是否符合法律技術、是否存在讓腐敗或歧義有機可乘的措辭等等。

我明白，杜馬有優秀的法律學者為這一切服務，但人工智能會運行得更快。這樣能把時間空出來進行實質性的立法工作。

還有一點。企業代表常常批評新的立法，認為新的規定會阻礙企業和整個經濟的發展。但今天，這正如俗話所說，悖論。沒有證據。

法學家們通常會這樣說：法律通過了，法律就必須執行。當執法實踐逐漸積累，我們將對其進行總結，必要時將其納入法律中加以完善。

這似乎是正確的，但周期很長。在這段時間里，如果某種規范不太成功，商人就可能破產，甚至可能被關進監獄。

而數字技術可以在該法通過之前幫助更準確地模擬該法對經濟和社會各領域進行綜合調整的影響。“看到”新法律實施的后果，評估所有風險。目前，這是“手動”操作的，因此，很難監測所有的聯系與遠近影響。顯然，人工智能將更快地處理法律適用實踐的結果，揭示某些未加考慮的影響，并幫助在將來避免重復某些失敗的決策。

法學家為什么需要“數字”？

——令人信服。但現在我們來說說那些據說是“腳踏實地”工作的法學家們。

——正是“腳踏實地”，法學家工作的數字化轉型如火如荼！在手工勞動自動化、文件儲存、實踐管理和法律分析等方面，數字技術已在發揮重要作用。它省時，哪里省時，哪里就有金錢。

例如，律師可以快速檢索和分析司法先例，研究類似案件的審判過程，從而更快、更準確地確定為委托人辯護的策略。

法學家在處理各種合同時，計算機不僅可以幫助發現形式上的錯誤，還可以發現合同和協議中的潛在問題。而在專利活動中，技術可以成倍縮短尋找專利相關性的時間（在現有專利中是否有相關專利——國際文傳電訊社注）。

今天，為法學家提供的數字服務越來越多，從簡單的“合同設計者”到匯集各種法律問題的知識、能力和最新信息的專家平臺，不一而足。

結果是，計算機不僅能讓你更容易地找到所需要的文檔，而且還能提示正確的解決方案。如果法學家在國際市場上、在規制原則不一致的不同司法管轄權下工作，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可行性就尤其有用。我們需要了解你的問題如何在不同的國家得到解決，存在著什么樣的障礙和機會。而這需要大量的信息。到目前為止，這還是未來的事情，但我想，很快電腦就會告訴法學家們：在你設置的參數下，有很多選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請選擇最優方案。

現在已經有了第一個數字檢察官！

——也許數字技術可以幫助減少司法錯誤。我想，即使不是最強大的計算機，對于律師、檢察官，甚至是司法活動都是有益的。

——完全準確。順便說一句，正是在中國，更確切地說是在上海，已經有了第一個數字檢察官！

——這是電腦游戲嗎？

——不是，它實際上在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工作”，幫助量刑并提供論證。去年年底所有媒體都在報道。

——這種機器人是如何制造出來的？

——中國人對過去5年中的17000個案例進行了描述，并訓練人工智能找到某些特征和決策邏輯之間的聯系。順便提一下一個重要的細節——工作中只采用了那些只有直接的犯罪故意才能犯下的罪行。也就是說，在第一階段，AI的任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不需要計算罪犯不同形式的過錯，這最直接地影響到責任的形式和刑罰的大小。AI在經過處理的信息中學會了對當地最常見的8種罪行提出合理指控，準確率達到97%。

很明顯，這只是一個試點實驗，并沒有成為系統的一部分。而且當然，數字檢察官不會取代人。但它大大降低了錯誤率。

無論如何，檢察官們現在不必把時間花在諸如盜竊、危險駕駛、信用卡詐騙之類的常規犯罪。所有的“粗活”和判決草案可由人工智能做出，由人來做最終判決。如此一來，檢察機關就可以集中精力處理真正復雜的案件。

中國是擁有獨特法律體系的國家

——數字檢察官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的例子。但為什么在中國呢？中國人在技術上已經走在了前面，這早就成為了公理。在法學上也是如此嗎？

——可能是因為中國有近15億人口，法院日以繼夜地處理相同的犯罪構成。于是決定把這個業務轉交給機器人！

如果嚴肅來看的話，我不會從誰走在前面、誰走在后面的角度來評價法律制度。每個國家都有一套最能反映其歷史文化特點、符合其主權利益、目標和任務的法律制度。

但在比較法的坐標系中，中國的法律體系確實是獨一無二的。

眾所周知，世界上的法學家們歷來講兩種不同的語言。一種是大陸法系即羅馬日耳曼法系的語言，其基礎是對所有規范的準確定義和描述，司法按法律的文字運行。另一種則是以判例為基礎的盎格魯撒克遜法系的語言。而這不僅是不同的概念體系，而且是不同的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而在當代中國，傳統（古老的中華法系）的法律規范，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現代法律，以及20世紀中葉蘇聯的大陸法系（羅馬日耳曼）法系的若干原則和國際法的要素，都同時存在并發揮作用。此外，4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金融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都在盎格魯-撒克遜體制的范式中發展。特別是在經濟特區（特指深圳）。中國的法律體系是整個宇宙！這還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研究。

最重要的是，在中國的經驗中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各種法律制度的共存，而是真正的相互滲透。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中國，特別是如果能夠有意識地、系統性地朝這個方向走，伴隨著數字技術的運用，可能會產生一種不只是混合的、而是普遍的法律模式。

那里將產生新的法律模式！

——總之，您已經是在用實際的眼光談論這個問題了？

——正是如此。我非常希望我們大學將成為這種新法律模式的誕生地之一。我們很快將會把學校接入超級電腦，我們的法學家與程序員們將一起合作給超算提出任務。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能夠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在大量真實案例中尋找規律，制定普遍的法律原則。而且我們一定會讓我們未來數字法律系的學生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

——法學家將學習編程，而數學家將學習法律基礎？

——當然不是。這樣做會適得其反。我們將在新的院系提供統一的、系統的教育，但限制學科領域，去除法律理論和數學中的非核心或多余的領域。

我們現在正與計算數學系和控制論系的學者們合作研究教育模式的構想。我們將很快啟動一個“法律與數字技術”碩士項目。我相信，我們還需要其他學科的代表——語言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順便說一下，我們的學生肯定會研究不同的數字分析服務，包括你們的SPARK（這是專業的市場和公司分析系統——商業風險評估和經濟安全服務系統。通過該系統，律師可以完成對交易對手的核查，確定附屬關系和隱藏關系等。——國際文傳電訊社注）另外，我想我們所有的學生都會有創新思維。例如，將數字法律創業公司作為畢業項目進行答辯。

新的職業——數字法學家

——您所說的完全不像我們熟悉的法律教育體系。

——您說得對。這是真正的革命。應當承認，高等教育已經跟不上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尤其是數字領域的變化。我們現在越來越多地為那些在學生畢業時可能消失的專業培養專業人才。因此，對新院系的關鍵挑戰是將教育過程與法律行業和數字法律技術市場的實際變化相協調。

我們必須立即致力于培養一個擁有新專業的畢業生——數字法學家。

這將不僅是能夠在工作中使用現有數字工具的法學家，而且是具有系統思維，了解法律運作的邏輯與程序員的思路，能夠評估技術創新前景以解決其業務挑戰和客戶問題的專業人員。

有了這樣的知識和能力，我們的畢業生將能夠在任何層面上有效地工作——從政府和大公司到小企業和公民。

在我看來，他們甚至不是明天，而是后天的法學家。對他們來說，在哪個法律體系中工作不會有任何區別，因為法律的規范是一個被算法化的，硬性的邏輯圖形。他們將同樣高效地“講”所有法律語言，并以一種新的方式生活和創造。